写这篇小文缘于对鲁迅先生的敬仰和对他文章的兴致。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那气吞山河的诗句，坚韧不屈的气节，无不展现出鲁迅先生的坚毅品质和民族精神，令人敬仰。

　　对鲁迅文章的兴致，是初中时从认识他文章中的“我”开始的。上世纪70年代，列入中学课本里鲁迅的文章大概有十几篇。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祝福》《阿Q正传》《孔乙己》《药》和《纪念刘和珍君》等等。除《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纪念刘和珍君》是散文体裁外，其他大多是以小说或杂文的面目出现的。但山区学童浅见寡识，总把文章里的人和事当作真人真事。为解惑释疑，老师告诉我们，鲁迅文章的“我”并非完全是真我，有的是虚构的，其他的人和事也大致如此。

　　其实，鲁迅文章的人物都有其原型，比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阿Q原型是曾在鲁迅家中打过工的谢阿桂。孔乙己原型是常去东昌坊口小酒店里喝酒的孟夫子。祥林嫂原型是鲁迅与许广平住在上海时请来照看周海婴的保姆王阿花。他们的身世都有特别之处，就被鲁迅写进小说里了。诸如此类很多，不一一赘述，今在这只说说鲁迅笔下几个（件）颇有争议的人和物。

　　长妈妈。鲁迅儿时的保姆，浙江绍兴东浦大门溇人，夫家姓余。鲁迅称她为“阿妈”，但憎恶她时就叫“阿长”。鲁迅对长妈妈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有好几篇文章回忆到与长妈妈有关的往事，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五猖会》《狗·猫·鼠》《二十四孝图》《琐记》等，其中《阿长与山海经》是专门回忆和纪念她的。在这篇回忆散文里，鲁迅饱含深情地记叙了长妈妈给他留下的儿时印象，把长妈妈这个人物写得栩栩如生。

　　起初，鲁迅对长妈妈的印象并不好。说她“喜欢切切察察”，对“我”管得很严，拔一株草都说是顽皮，动不动就要告诉家长。夏天睡觉挤得“我”没有翻身的余地。最愤恨的是她一脚踏死了“我”的宠物――隐鼠。这些真切生动的描写，都带着明显的贬义。鲁迅对长妈妈由“憎恶”转变为 “敬意”，是因为长妈妈为他买到了期望已久的《山海经》，让少年鲁迅发出由衷的感叹：“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 以至于在长妈妈辞世27年后，鲁迅依然在悲伤中祈祷：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不难想象，这些年里，鲁迅的内心装有多少想念、枕席间流下多少泪珠。

　　长妈妈的“长”，念作chang。这并不是她的姓，她的姓名无法考证。然而，这个“长妈妈”身材并不长，且矮小。按周家长工王鹤照的说法：周家原先的保姆――章福庆的妻子阮太君个子高大，才唤作“长妈妈”，只是叫惯了，把这个来自东浦的也叫作长妈妈。阮太君就是鲁迅少年朋友“闰土”的妈妈。

　　清光绪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的书香门第，名为周樟寿。几乎同时，在绍兴城外的另外一户普通人家中，也有一位女娃出生。由于鲁迅母亲身体不好，周家便想为鲁迅找一位乳娘。正为人选发愁的时候，周家长工章福庆说，他的妻子刚生下小女儿，若让她来担任鲁迅的乳娘，是再好不过了。凭着周家对章福庆的信任，阮太君就进入到了周府，做了鲁迅的乳娘。后来，因家中有事，阮太君就回去了。

　　争议点在鲁迅笔下的“长妈妈”到底是章福庆的妻子阮太君还是来自东浦大门夫家姓余的那位，学者间有些争议，在公开发表的研究鲁迅的文章中，就有把阮太君当作“长妈妈”的。查阅史料，早在1980年3月，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在给鲁迅纪念馆的复信中明确指出，长妈妈不是运水（闰土）的妈妈。长妈妈患有羊癫疯，1899年农历四月初六，在乘舟看戏途中发病去逝。

　　再说猹（cha）。在鲁迅《故乡》――或者节选其中内容的《少年闰土》中。“猹”和“闰土”是同时出现的，因为有“猹”才显得“闰土”机智勇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很多人在读后会产生一个疑问：猹是什么样的动物？包括一些大文人也提出这样的问题。

　　鲁迅在1929年给著名教育家、《辞海》主编舒新城的回信说：“‘猹’是我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读如‘查’。但我自已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动物，因为这乃是闰土所说，别人不知其详…… 现在想起来，也许是獾罢”。从这里看，这个字是鲁迅造出来的。文人造字并不稀奇，夏衍造了“垮”字、刘半农造了“她”字等。然而非议也来了，有学者指出，“猹”“垮”“她”等字在古代典籍里都出现过，只是使用频率较少见、运用较为偏僻而已，并非现代文人所创。我想，尽管古代典籍里虽有“猹”，但鲁迅不一定能看到，依鲁迅刚正的性格，决不会把“抄写”的说成“生造”的，只是一个无意的巧合罢了。

　　那么猹是一个什么动物呢？有人说是獾，有人说是獐，还有其他的说法，为此争议了多年。现在确定了，据动物学家多方考证，鲁迅先生笔下的猹是狗獾，这种动物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记载为貆（huān），《浙江动物志》记载为狗獾。2015版的《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脊椎动物卷》中，将其列为近危物种。（图为狗獾）

　　最后说说“皂荚树”。“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 鲁迅把百草园描写得奇趣无穷，令许多人魂牵梦萦、心驰神往，我也在其中。2018年3月，我带着家人专程去了绍兴鲁迅故里，游览了三味书屋、百草园，圆了我孩提时的梦。

　　现在的百草园，整洁有序，游人如织。保留下来的几畦菜地，种着再平常不过的蔬菜。畦与畦之间的通道被踩得如铁板坚硬。来自全国各地，跨越老、中、青的“粉丝”们忘记了年龄，和大大小小的孩儿们一起兴致盎然地抚摸着石井栏，簇在皂荚树的荫下留影，在泥墙根一带寻找着蜈蚣、油蛉、蟋蟀、美女蛇，有的还期望找到又酸又甜的覆盆子和有人型模样的何首乌。时过境迁，除了蜈蚣、蟋蟀可能还有，何首乌早已成“仙”远去，美女蛇更是寻不着的――当然，肯定是寻不着的。

　　1919年12月，鲁迅与母亲、弟弟等搬迁到北京后，房屋及百草园几经易手，原屋大部分拆掉重建，但鲁迅家居主要部分幸得保存。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多次拨款整修，尽力恢复旧观，并成立了鲁迅纪念馆，1988年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憾的是，鲁迅笔下的“皂荚树”，早已不存在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根据游客的要求和鲁迅亲友的回忆，补种了四棵“皂荚树”外加两棵桑葚。但立即受到质疑，认为补种的四棵都不是皂荚树。于是产生了百草园的“皂荚树”是鲁迅写错了还是后人种错了的争议，而且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左图皂荚树　右图无患子）

　　2007年3月，鲁迅纪念馆组织相关专家就有关问题进行研讨，专家考证后认定补种的不是皂荚树而是无患子。同时也认为鲁迅不太可能把无患子误当成皂荚树，因为鲁迅对植物学是有研究的。最后形成一致意见，要在百草园里补种一棵皂荚树。一方面重现鲁迅笔下景致，另一方面让游客特别是学生们参观百草园时能看到真正的皂荚树。经过广泛征集和查找，在绍兴新昌县选中一棵胸径25厘米、高10米的皂荚树移栽到百草园，原先四棵无患子继续保留，与皂荚树为伴。

　　其实，皂荚树与无患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树种，为什么被后人混淆，补种的是无患子呢？一来皂荚树与无患子有共同的特质，都含有大量皂苷，自古以来人们就用它来洗头、洗澡、洗衣服。二来补种是根据回忆而确定，或许绍兴当地人历来就是把无患子叫作（当成）皂荚树。从分布与数量上看，无患子比皂荚树分布更广，数量更多。他们主要区别是，皂荚树枝上有棘刺，而无患子无棘刺。

　　至于鲁迅当时所写的“皂荚树”到底是真正的皂荚树还是无患子？除非找到老树的位置，挖出残存在土壤里的根须，进行“DNA”鉴定，否则就成“千古之迷”了。鲁迅先生也决不会想到，他那不经意间所写的一句话，竟让后人们“纠结”了几十上百年。　（周代平）